超越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是时候采取实质性变革了
2022年1月15日是特朗普政府促成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两周年纪念日。 在竞选期间及上任第一年里,拜登总统一再强调,在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时,必须采取全面、战略性、国际化的联盟合作方式。 历经两年、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关税之后,现政府亟需实施一项既有利于美国经济、美国工人,又有利于供应链的中美政策。以下是美国如何在这段至关重要的关系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推动实质性变革:
取消关税。数据表明:关税实质上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的税费。迄今为止,在经济本已举步维艰的时期,关税已使美国企业蒙受了1130亿美元的损失。 国会两党均支持政府逐步废除这一被过度使用的政策工具。保持谈判筹码至关重要,且可通过政府与国际盟友的持续接触与合作来实现。 为推动此事,总统应指示并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财政部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取消大部分关税,并解决那些未完全纳入“第一阶段协议”范围的问题。
供应链多元化是有益的,但脱钩既不可行,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供应链多元化确实有必要,疫情以及政府政策迫使企业认真审视自身的供应链,评估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单点故障风险。但关税措施却走得太远——给美国企业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和成本。 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一直在稳步推进关税削减工作,包括通过贸易协定。例如,在过去十年中,欧盟和中国分别对总计约5530亿美元和4200亿美元的贸易额降低了关税并减少了其他贸易壁垒,而美国这一数字仅为1710亿美元。
中国现在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是制造业强国和不可或缺的市场。中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消费者,企业绝不能忽视中国——美国政府也不应希望企业这样做。 进入海外市场能为美国国内带来切实且可衡量的收益,包括为美国的研发、未来技术、制造设施和就业岗位提供重要资金支持。 除非存在明确且有据可依的国家安全关切,否则试图根除并转移数十年来积累的机构知识、专业技能、基础设施和投资的举措,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参与竞争、投资新技术以及进行创新的能力。
摒弃不合理的成功衡量标准,解决尚未解决的技术贸易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贸易逆差这一指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实力。特朗普政府将其“第一阶段”协议的成功衡量标准主要基于采购承诺及其缩减贸易逆差的能力,这导致对进展的评估不够全面。 拜登政府应确保在衡量经济效益时,既涵盖货物贸易,也涵盖服务贸易,而这些效益远非一次性采购货物所能比拟。
这一步对于赋予政府充分解决第一阶段协议未涵盖的重要技术贸易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继续依赖国家补贴来压低市场价格;对外国科技公司提出不公平的市场准入要求,特别是在云服务和数据领域;以及强迫与中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使得竞争对手得以深入了解美国和跨国公司一流的运营情况。 这些问题关乎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应与采购承诺的讨论分开处理,并应与业界及盟友协调,以确定并推动政策变革。
第一阶段协议在艰难时期奠定了重要基础,树立了重要先例,并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但没有任何协议是完美的,拜登政府现在有机会审视哪些措施行之有效、哪些措施未能奏效。
在观察了“第一阶段”协议的利弊两年之后,今后的道路已然明朗:拜登政府应重新审视那些对美国企业、工人和竞争力造成了不成比例伤害的政策,并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仍存在的复杂挑战。 本届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撤销关税,并与盟友合作,敦促中国朝着既能惠及美国又能惠及全球经济的、合理且可实现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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