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缺乏强有力的贸易政策,中美“去风险”将难以奏效
随着有关美国可能针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限制的传言甚嚣尘上,现在正是审时度势的好时机。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旨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并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政策——包括关税、出口管制以及芯片制造激励措施——对中美技术竞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许多方面已经实现了美国政府既定的目标。
企业和政府已投入大量资金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随着企业、供应商、工厂和人才的转移,预计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年持续。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最近发布的一份全球贸易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3年间,供应链在中国境内的集中度以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均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与“友岸外包”的增加以及对志同道合国家的依赖程度提升相吻合。 然而,如果没有贸易政策的推动,新兴的替代市场将无法完全满足这种转移需求——而这恰恰是拜登政府政策工具箱中明显缺失的一环。
遗憾的是,那些本可成为美国投资、出口和供应链新去向的市场——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却因商业营商环境极差而臭名昭著。 确保这些经济体的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环境,将有助于推动供应链的持续多元化,同时也会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其解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第301条款调查所针对的核心贸易政策和做法问题。 要进一步开放这些市场,需要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给予外国公司平等待遇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贸易谈判来实现。
尽管拜登政府可能已宣布贸易协定已过时,但全球局势(以及美国的盟友)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着十余项双边和多边协议,其中多项是在过去五年内达成的。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签署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多边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涵盖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和GDP。 该协定降低了或取消了商品和服务的关税,并制定了关于投资、竞争、知识产权和数字版权的规则。相比之下,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并未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提供任何此类好处。
美国政府在缺乏同等强有力的贸易政策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执法和“去风险化”,这可能会将供应链推向极端,却未能妥善防范意想不到的后果,也未能为重新调整方向的供应链提供安全的“着陆区”。 例如,美国商务部10月7日出台的关于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则显然让盟友措手不及,而日本和荷兰需要花费近一年的时间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配合这些管制措施,这无意中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提供了积累市场份额的窗口期。 除了与业界合作以减轻此类负面影响外,美国政府还应听取亚太盟友的警示,不要过度“去风险”或放弃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呼吁已日益公开化。
尽管拜登政府为重返国际舞台做了大量工作,但各国不再愿意在没有获得回报的情况下屈从于美国的要求。要使亚太经济体真正成为中国的有意义替代选择——拥有同样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和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就需要给予它们激励,促使它们改善监管环境。 如果美国政府真心想要与中国竞争,这就是其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当与中国的竞争这一政策目标要求在其他地区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时,美国决策者绝不能关闭贸易协议的大门。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框架”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与志同道合的盟友达成国际贸易协议,也将有助于迫使中国改变其政策和做法——这也是美国政府明确提出的另一个目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在复苏过程中继续面临诸多挑战,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他们需要参与竞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部分途径就是营造更加公平的政策和监管环境。 中国的人才和企业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将人才、总部以及研发中心迁往中国境外——这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他们需要一个更友好的营商环境,而中国再也不能仅凭庞大的市场规模来吸引企业和投资了。
本届政府出台的政策将产生深远影响,而其忽视的政策同样如此。贸易政策必须被视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实施重大政策调整,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并维护国家安全,而我们现在正看到这些举措带来的成效。 当然,推行出口管制和其他执法措施将迫使相关体系发生变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美国政府的部分目标。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贸易政策来培育替代市场的生态系统,长期结果将充满不确定性,并可能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